今年是开云网页版登录入口附属第二医院（原宽仁医院）建院130周年，从最早大内科、大外科时的筚路蓝缕，到如今重点学科全覆盖的风华正茂，重医附二院感染病科恰似一颗耀眼的明星，在医院学科的发展史中熠熠生辉。

作为国家首批重点学科和国家临床重点学科，重医附二院感染病科在攻克肝病的道路上一直走在国内前沿，担负着攻克病毒性肝病的医学使命。而在这条道路的起点，屹立着一位医学大家，他一路披荆斩棘，溯江而上，远植巴山蜀水，创建了重医附二院感染病科，成立了当时西南地区唯一一家病毒性肝炎研究所；他一生躬耕杏林，致力于我国病毒性肝炎的防治和研究，激励着无数年轻学子踏上感染病学之路。他就是我国著名传染病学专家张定凤教授。

人物名片：

张定凤（1931.11.10- ），江西南昌人，著名传染病学专家。1955年毕业于武汉医学院，后进入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工作。1957年西迁参与创建重庆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1973年，负责创建重医附二院传染病组，历任重医附二院传染科主任、院长。1985年创建开云网页版登录入口病毒性肝炎研究所并担任所长。

从事传染病及肝病研究40余年, 首先提倡鲜血料、胸腺肽等用于重症肝炎的综合疗法，使重症肝炎的病死率从90%下降至52%，获国家计委、科委、经委、卫生部的表彰。先后承担国家科委卫生部“六五”“七五”“八五”攻关课题，编写《乙型肝炎的免疫及临床》《乙型肝炎的发病原理及临床》等专著12本，发表论文100余篇，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一项，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以及省部级二等奖等20余项，在传染病及肝病领域的研究，取得显著成绩，处于国内领先地位。1988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1990年获评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决心从医 他成为一颗燎原火种

时间回溯到20世纪30年代。

张定凤出生在江西南昌的一个小山村，幼年上小学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生活极为艰苦，他小学仅读了一、四、六3个年级。进入中学以后，聪颖好学的张定凤成绩很快就赶了上来，到毕业时已跻身于优等生行列。

1949年，张定凤考入同济大学医学院（1955年更名为武汉医学院）。对他来说，学医，是从小就扎根在内心深处的愿望。在张定凤读小学期间，年仅3岁的妹妹患上痢疾，由于当时医药匮乏，加上家境贫困，最终不治。妹妹临终前频呼“哥哥”，令年幼的张定凤伤心不已，从那刻起，学医的种子便已他心里生根发芽，他下定决心长大后一定要学医，做一名治病救人的好医生。

或许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考验，疾病的魔爪也伸向了张定凤，在读书期间，他曾患肺结核数年，身体十分虛弱，一度休学，好在张定凤记忆力好，学习能力强，课程的熟练掌握对他来说游刃有余。课余时间，张定凤时常查阅一些参考书和医学杂志，对医学研究的兴趣愈发浓烈。

1955年毕业后，张定凤进入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内科工作，前辈们刻苦敬业的精神深深地影响了他。耳濡目染之下，张定凤的价值追求和人生走向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也就在那个时候，这颗终会燎原的火种，已经蓄势待发。

张定凤（前排中间）在中山医院共青团支部期间留影

毅然西迁 将理想奋斗融入祖国建设

1955年，为改变沿海与内地经济发展不平衡、高校布局不合理状况，国务院决定将沿海地区一些高校全部或部分迁至内地。经中央批准，上海第一医学院抽调部分力量分迁重庆建设重庆医学院。

消息传来，上医顿时“炸开了锅”，从当时中国最繁华的“东方巴黎”上海，去到偏远落后的重庆，需要多大的勇气和牺牲精神？

张定凤回忆：“那时我刚毕业不久，当然也希望在上海多学习一些本领，但是科主任找到我，希望我到西部创业，我当然无条件服从安排。”牵一发而动全身，张定凤的未婚妻原本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要离开父母亲朋，难免有许多顾虑，然而最终也克服困难，决定跟张定凤一起到重庆。“这对她来说是很不容易的，我知道她做了很大的牺牲。”张定凤对爱人多年以来的支持一直心怀感激。

就这样，彼时年轻的张定凤毅然响应了党的号召，和四百多位专家一起，先后踏上援建内地的征途。他们舍小家、为国家，献青春、洒热血，用理想信念和青春芳华铸就了医学教育史上的丰碑，也孕育了上医人和重医人共同的“西迁精神”。

重医附一医院内科初期的专家们（右一为张定凤）

1957年，张定凤进入重医附一院工作，并从内科转入传染科，和我国老一辈传染病专家钱惪、刘约翰等一道从事传染病与寄生虫病的防治研究。到传染科以后，钱惪为尽快培养科室人才，指派张定凤到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进修。临行前，钱惪一再叮嘱张定凤抓住进修机会，提高自己，对他今后的事业发展一定会有非常大的帮助。“在这以前，我只晓得做临床医生，去进修以后才知道，作为一个医生，不光是要了解当前的知识，还要了解全世界科学的动态。”张定凤说。

进修期间，为了抓紧了解世界前沿的科学动态，张定凤如饥似渴地学习，废寝忘食地充实提高自己。“这个时期为我今后的工作扩开了眼界，而且掌握了实验室的技术，为我今后的科研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进修回来后，张定凤开始在刘约翰指导下做一些临床的研究以及科学论文的撰写，短时期内就已经在传染科独当一面。然而在那个艰苦的年代，张定凤在开展高强度工作的同时，还要加入到学校基础建设的劳动之中，但他却从无抱怨、干劲十足。他和所有的西迁前辈一样，唯一的信念，就是要尽快把学校和医院建设好。

张定凤在工作

十余年光景，张定凤参与了国产双二氯酚治疗四川地区肺吸虫病和青霉素治疗无黄疸型钩端螺旋体病的研究，在国内首次报告了青霉素治疗钩端螺旋体引起的赫氏反应；还参加了六氯对二甲苯治疗血吸虫病的实验和临床观察，试图比较抗生素用量、临床疗效和痢疾杆菌抗生素敏感性的关系，并在当年全国传染病会议上作报告。这一系列的成果，成为了张定凤的“基本功训练”，为他以后的科研生涯奠定了坚实基础。

着手建科 踏上艰苦科研之路

1962年，重庆市第四人民医院划归重医成为附属第二医院，当时医院分科并不明确，只有一个大内科。为了把这所原来的市属医院改造成为兼具医疗、教学功能的大学附属医院，1973年，张定凤等一批专家从附一院调至附二院。而张定凤到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成立内科传染病学组，并在1975年建立了传染病科。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生活已然极其不易，建科环境更分外艰苦，但为了科室的建设和发展，张定凤必须尽可能寻求科研上的突破。

张定凤带领传染病组仅有的人手在一个破旧病房里安置了15张病床，办公室设在走廊的一个角落。不久，上级领导颁布了有关血防846乳干粉疗效考核的实验研究的课题，当时，大部分前沿医学研究集中在病毒性肝炎上，对于寄生虫病相关课题研究无人愿意承担，为了创建实验室，张定凤主动接下。

张定凤（左）在实验室

学校科研处及时送来了实验的一些基本设备，如冰箱、孵箱、显微镜、动物笼等，在还没有实验室的情况下，张定凤和同事们就在所谓办公室的走廊里，自已养免子做实验，即便通风不畅导致臭气熏天，也没人觉得苦。

传染病组花了四五个月的时间，证明乳干粉吸收差是疗效不佳的原因，遂全国范围内停止其生产应用。完成了任务，传染病组也由此获得了一套粗陋的基本实验设备，建立了病毒性肝炎研究所的前身。

困难不止于此。作为西南地区的一座山城，那时的重庆相对于北京或上海等地而言，比较闭塞，张定凤平日主要依靠医学期刊获取一些专业新知识，碰到赴外地参与同行协作研究（讨）的机会，自是十分积极、倍加珍惜。

张定凤（左二）查房

但现实情况往往让人无力，内地医学专家当时在全国的影响力很小，能获得的交流条件更有限。资源和实力的悬殊差距，给本就举步维艰的学科建设道路带来多重困难，令张定凤一度信心不足。

拨开迷雾 崎岖道路惊现转机

尽管困难重重，张定凤前进的脚步却从未停滞。

20世纪70年代，国外专家发现了澳大利亚抗原（即后来的乙型肝炎表面抗原），病毒性肝炎迅速成为全世界感染界的一个热点课题。彼时，国家科委根据全国流行病调查结果发现，病毒性肝炎为我国的高发性传染病，严重危害人民健康，决定将乙型肝炎的防治研究列入重点攻关课题。转入乙型肝炎研究以后，全国各地专家为探索病人新治疗途径，各自进行创新性研究。

重庆市乙型肝炎免疫检测学习班留影（前排中间为张定凤）

怀着对医疗技术精益求精的态度，对科研及教学的钻研精神，张定凤夜以继日搞研究，宿舍晚上最后关灯的是他，每天上班最早到科室的也是他。

也许正应了法国著名微生物学家、化学家路易斯·巴斯德那句名言“在观察的领域里，机遇只偏爱那种有准备的头脑”。当时已经创建的传染科迎来重要转机。

原来，当时大家关注的焦点都聚焦在乙肝抗体的产生，张定凤却敏锐地选定了乙型肝炎免疫发病机理及免疫治疗作为主攻方向，这在国内外都是非常创新的切入点，所以迅速地在乙肝发病机制和乙型肝炎的治疗上都有了不少创新发现。张定凤通过观察发现，病人感染乙肝病毒，临床表现迥然不同，按照他的主导思想，认为人体对病毒不同程度免疫耐受可能是造成病情慢性化的主要原因，因此科室集中力量开展了乙型肝炎病毒特异性细胞免疫功能研究，获得了显著成果。

卫生部肝炎专家咨询委员会会议（第三排中间为张定凤）

在1978年年底召开的第三次病毒性肝炎会议上，张定凤用非常紧凑的语言向大会报告了科室取得的成果，出乎他意料的是，发言结束后掌声雷动，大家对来自四川的代表开始刮目相看。91岁的张定凤至今清楚地记得，“当时这个报告完了以后，卫生部长晚上才来，后来又请我们到卫生部长住的地方专门做了一次报告。这次报告以后，全国对我们才有个新的认识。”张定凤说到此处难掩高兴，“原来我们四川代表团出去参加学术报告坐车都找不到车子，后来再去都是首先给我们选车子。”也就是在这次会议后，张定凤崎岖的科研道路出现了巨大转折。

张定凤与日本专家共同主持国际会议

从此之后，张定凤从默默无闻的医生变成了全国性学术会议的领导成员之一，每次全国性传染病学术大会或肝病大会，张定凤均会被邀请发表专题报告。重医附二院传染科在全国的影响力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过数十年艰苦奋斗，科室建设终于逐步走向正轨。

行医46年 护肝贡献卓越

张定凤在肝病领域的成就堪称卓越，他不仅取得了病毒性肝炎科技攻关，还筹划成立了中华肝脏病学会，创建了《中华肝脏病杂志》。

作为我国较早一批出国访问进修的科研人员，张定凤先后辗转于美国华盛顿大学和一些著名研究机构从事乙型肝炎发病机制研究，是国内外较早开展T细胞克隆的学者之一。

张定凤（右一）与外国专家进行交流

1985年，张定凤在原有肝炎研究室基础上创建了国内一流水平的开云网页版登录入口病毒性肝炎研究所 ，这也是重庆市第一个研究所，为此，四川省政府还专门为研究所建了一栋楼，也就是如今重医附二院感染病科研究所的雏形。研究所连续承担了国家 “六五 ”“七五”“八五”“九五”攻关课题，较为系统地开展了“乙型肝炎慢性化机理”和“重型肝炎治疗”的研究，获得了国家“三委一部”的通令嘉奖。

张定凤参加四川省十大英才奖励大会

在“七五攻关”期间，重医附二院感染病科与中国医科大学、上海瑞金医院等兄弟单位一起，针对重症肝炎的防治进行联合攻关，提出了一系列策略，包括免疫调节作用、新鲜血浆使用、肝细胞生长因子应用等等，成功将重症肝炎的死亡率由90%降到了52%。由此奠定了其在国内传染病学界和肝病学界的学术地位，也使张定凤领导的研究所成为国内肝病研究的中心之一。

“七五”攻关鉴定会

20世纪90年代初，张定凤在中华医学会组织下参与组建了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这也是肝病领域的最顶级的学术组织。与此同时，张定凤还一手创建了国内最顶级的中文肝脏病学的学术杂志——《中华肝脏病杂志》，并首先进入国际检索系统，得到业内一致认可。为了扩大学会影响，提高办刊质量，张定凤呕心沥血，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大批肝病研究的专门人才，赢得了国内同行专家的广泛好评，并应邀多次担任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共同主席，在医学学术界有较高的声望。直到现在，肝病学会、《中华肝脏病杂志》对于医院学科建设，对于重庆乃至全国肝脏病学和传染病学的发展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华肝脏病杂志》第一届编委会留影（前排右六为张定凤）

行医近半个世纪，张定凤领导的开云网页版登录入口病毒性肝炎研究所人才济济，硕果累累。围绕乙型肝炎的免疫发病原理，他潜心钻研，提出“肝脏是免疫器官，肝细胞在清除乙型肝炎病毒过程中具有关键作用”这一全新概念，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兴趣和广泛关注。在数十年的临床教学及科研生涯中，他先后获国家、部及省级科技进步奖21项。著有《乙型肝炎的免疫及临床》《乙型肝炎的发病机制及临床》等专著12部，发表论文130余篇，为我国病毒性肝炎的防治和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张定凤部分著作

倾囊以授 专注医学人才培养

张定凤非常注意人才的培养，也十分爱惜人才，他以一颗担当之心，倾力培养医学人才，带领青年一代医生不断寻求肝病治疗方法的突破，在他的培养下，重医病毒性肝炎研究所走出了黄爱龙、任红等一大批优秀人才，为西部乃至全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原重医附二院院长、现重医病毒性肝炎研究所所长任红1985年师从张定凤教授，受到其极大的影响和帮助。“对于我来说，张教授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影响了我整个的一生。”90年代初，为了更深入的学习和交流，任红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出国深造，致力于肝病的发病与免疫学研究。国外前沿的研究课题，优越的科研条件，让任红一度犹豫要不要留在国外发展。就在任红内心摇摆不定的时候，张定凤一通电话给任红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当时，张老师只说了一句话‘及早回到工作岗位上吧，我还打算把肝炎研究所的重任交给你呐！’”

张定凤讲课

那一刻，任红理解了老师的苦心，比起在国外发展，重医更需要他，祖国更需要他，国内饱受肝炎折磨的同胞更需要他。1994年，任红学成回国，在张定凤的支持和鼓励下，34岁的他成为重医最年轻的教授。之后，任红率领团队继续向肝病发起另一轮的冲击，创造性的开展了病毒性肝炎及肝癌DCS瘤苗的治疗研究以及酵母重组活菌瘤苗的研究。

张定凤（前排左二）与感染科同事、学生等合影

张定凤还积极鼓励、帮助青年教师在完成医疗、教学工作的前提下申请科研课题，使每个人都能有发挥自己特长的机会。原重医附二院传染科主任、病毒性肝炎所副所长郭树华回忆，“张教授要求我们年轻医生每年至少写一篇综述，因为写综述需要阅读大量文献，能帮助我们掌握最新动态，培养综合分折归纳能力。”与张定凤共事20余年，郭树华对张定凤由敬畏变成敬仰，“张教授在医学道路上执着追求的的精神深深感动着我，他教给我的不只是教学、科研的能力，更是一种不畏艰难、勇攀高峰的精神品质。”

张定凤（前排右二）、王其南（前排右三）等参加博士研究生论文答辩会

此外，张定凤多渠道筹集科研经费，使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支持高难度的课题开展。在张定凤的带领下，病毒肝炎研究所建立了促肝细胞生长因子(HPN)的制备工艺，并申请了国内专利，获得的经济收入大都用以科研工作的发展。如建立百极净化室；购置进口PCR仪；设立留学生基金作为留学生回国后的课题启动经费等等，为肝炎研究所人才培养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步履不停 青年医生当继续砥砺前行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张定凤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豪情壮志，不懈地探索病毒性肝炎的发病机制及其治疗的新途径和新药物。即便已退休多年，他还时常会为当地一些老年人做健康讲座，定期为国内学术期刊写一些述评或综述，旨在为国内繁忙的同道略尽绵薄的力量。

回想起创建传染病组初期，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开展科研工作，经费以及人才资源匮乏的过往，依然历历在目。而当亲眼看到重医附二院从解放碑老院区发展为如今具有国际水准、智能化、生态化的江南新院区时，张定凤感慨万千、无比欣慰。

2019年，张定凤（前排右七）访问重医附二院江南院区

近年来，我国的肝病研究不断取得重大进展，重医感染科的技术水平、科研及教学力量已居国内乃至国际前列。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感染性疾病分子生物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黄爱龙团队研发出全球首款上市的化学发光法新冠病毒抗体检测产品，7款产品获得欧盟CE认证，一款抗原检测试剂盒通过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助力全球抗疫；重医附二院感染团队组成了防控中坚力量，守护重庆、驰援湖北、援助国外，为重庆市乃至全国的新冠防控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张定凤希望，年轻的医生们能继续耕耘，争取更大的收获，因为必须不断有年轻一辈高举旗帜，一步一个脚印前进，才会取得更加辉煌的胜利。

六十余载沧桑砥砺，伴随着第一批西迁专家润物无声的感染与影响，他们留在年轻一辈身上的“西迁精神”，在时间的长河里仍旧肆意生长着。如今，越来越多的重医人沿着前辈走过的足迹，步履铿锵，足音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