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司徒亮北京协和医院医学博士学位证书

1936年，贺恩慈清华大学毕业证书

1941年司徒亮携爱人贺恩慈回到天津，经同学介绍，进入天津马大夫医院任妇产科医师。1942年，医术逐渐精良的司徒亮决定自己创业，遂与朋友一起开办了天津“协医联合诊所”。然而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占领天津，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实行残酷的法西斯殖民统治，人民饥寒交迫，苦不堪言。

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让司徒亮不愿继续在日军的统治下讨生活。1944年，他与爱人贺恩慈、四姐司徒美媛、四姐夫何观清（著名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学专家，1937年与司徒美媛结婚）等一行十多人离开天津，辗转多地后到达重庆，经人引荐，受到当时内迁重庆歌乐山办学的上海医学院院长朱恒璧的赏识，聘为妇产科讲师兼附属医院的主治医师，直到1946年随上医迁回上海。

“司徒医生的秃顶、大脑门和一双睿智的眼睛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他以朴实无华而又十分肯定的语气向我们讲解了对妇产科医生的要求——妇产科医生首先必须有很扎实的内科基础，同时还应该有熟练的外科技巧，并要有很好的儿科知识。”

“支援内地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祖国”

卞度宏清楚地记得司徒亮当时单独约他谈话的情景。司徒亮恳切地对他说：“内地医疗水平较沿海落后很多，支援内地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祖国，也是你们年轻人发挥力量的大好时机。”

当时踌躇满志的卞度宏毫不犹豫地表态，愿意服从组织安排支援西部。谈话后不到一月，卞度宏便作为首批支援重庆的医护人员溯江而上。抵达重庆后，仅一个月时间，他们就借率先迁至重庆的儿科医院院址，开设了附一院妇产科的门诊和产房，开始接待第一批妇产科病人。虽然条件简陋，但大家干劲冲天，争分夺秒工作。1958年，重医附一院大楼建成，司徒亮从上海来到重庆，任附一院副院长兼妇产科主任。在司徒亮的领导下，医院各科室很快建设齐全，诊治了大量病人，树立了威信，获得了良好口碑。

卞度宏是师从司徒亮时间最长的学生，1946年考入上海医学院。从学校到工作，从上海到重庆，卞度宏一直都受到司徒亮的重视和培养。司徒亮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版妇产科教材的编委之一。在司徒亮的推荐和指导下，卞度宏在其后第二版至第五版中都是编委之一。解放后妇产科第一部大型参考书《妇产科理论与实践》，卞度宏也随司徒亮一起参与编写。

司徒亮是全国有名的尿瘘专家，卞度宏长期担任其第一助手，在其亲自指导和培养下，成为名望甚高的尿痿手术者，曾任尿瘘和子宫脱垂两病防治组川东地区组长，受到当时省卫生厅嘉奖。卞度宏还曾任重庆市四届妇产科分会主任委员，国务院学位评议组第三届评议组成员，并获中国医师协会首届妇产科医师奖，这些成就与司徒亮的熏陶和关怀是分不开的。

吴味辛也是司徒亮一手带出来的妇产科医生。1954年，吴味辛毕业于安徽医学院，毕业前一年，他曾到上医附属妇产科医院实习，受到司徒亮的指导和赏识，毕业后分配至东北一家工厂医务室工作。由于工厂医务室事物繁杂，专业性差，吴味辛深感自己所学专业有被荒废的可能，于是他写信给司徒亮，希望能回上医附属妇产科医院进修。司徒亮很理解他的想法，同时也担心一个本来很有前途的妇产科医生从此被埋没，立即同意他回院进修。当得知恩师要西迁重庆组建重医附一院妇产科后，吴味辛立即主动报了名。

吴味辛的妻子倪济苍当时是上海第二医学院广慈医院的内科医生，刚怀上孩子。她的父母都是上海人，家境殷实，条件优越，坚决反对女儿去重庆，要求女婿也留下来。吴味辛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我是经司徒老师同意才回到上海的，他是全国著名专家，跟着他去重庆，对我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司徒老师都能放弃上海的优裕生活去支内，我是他悉心培养的学生，这时候理应紧紧跟随老师去创业啊。你们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济苍和孩子的。”

岳父岳母听吴味辛这样说，又见女儿也态度坚定地站在女婿一边，便不再反对。1957年5月，吴味辛与妻子一道，成为建设重医附一院的首批开拓者，并在司徒亮的带领下，为妇产科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由于优异的医学水平和突出的行政能力，吴味辛先后担任了重医附一院妇产科副主任、计划生育系主任、医院副院长，直到成为开云网页版登录入口校长，为重庆的医学教育和卫生事业发展作出了贡献。吴味辛曾多次感叹：若不是司徒老师的指导提携，自己的专业之路肯定难以实现。

作为重医附一院妇产科的创建者和学科带头人，司徒亮在该院的发展历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他带出了包括毕婵琴、凌萝达、卞度宏、吴味辛、曹荃孙、叶之美等在内的一大批优秀妇产科专家，带动了重医乃至整个重庆妇产科医学的发展。

作为中国妇产科医学的奠基人之一，司徒亮的临床工作能力、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均受到妇产科学界的公认，他是医界的楷模、学界的榜样。

初到重庆时，司徒亮遇到许多在上海未曾接触过的疑难病患者。那时由于山区贫穷落后，农村妇女患病得不到及时治疗，经常一拖就是很多年，最后就诊时已然是沉珂旧疾，能逃过死亡就是幸运。

有一次来了一位60多岁的老妇人，挺个大肚子来就诊。检查后发现其腹内有巨大囊性块物，比足月妊娠还大了很多，但奇怪的是术前检查时却扪不到子宫颈。医生们询问后得知这个囊肿已在她肚中长了几十年，由于越长越大，导致她走路都很困难。司徒亮立即组织手术，进腹探查以后才发现是一个巨大的子宫肌瘤囊性变，因为囊肿太大，向腹腔里生长，有40斤重，所以把子宫吊上去了，因此术前扪不到宫颈。术后，司徒亮总查房时特地将这位患者的案例作了详细分析。

不久后，戴钟英（1957年西迁来渝）也诊断了一位被其他医生怀疑为双侧性卵巢肿瘤合并早期妊娠的病例，而实际是一个双侧性子宫宽韧带肌瘤囊性变合并早期妊娠的患者，戴钟英靠的就是之前诊断时“扪不到宫颈”的经验，他很是自豪地说:“我这就是从司徒老师总查房时得到的启发。”

戴钟英和妻子刘伯宁1955年同时从上医毕业。在大学期间两人都曾聆听司徒亮授课，对司徒老师的大师风范和渊博学识景仰有加。当司徒亮向自己的学生发出征集令之后，两人都主动申请赴渝，成为重医附一院妇产科的首批创业者。在司徒亮的指导和关怀下，戴钟英很快成长起来，成为一名学术成就突出的妇产科教授，后来担任重医附二院的业务副院长。

司徒亮还十分重视询问病史,有时他会亲自去病房采集病史。1961年，戴钟英在重庆妇产科医院带教时任组长。每次司徒亮来查房之前，他们总是先选好病例作为教学查房的素材。有一次，教学组一位老师选了一位认为是“葡萄胎”的患者作为查房对象，司徒亮详细询问病史，又仔细检查了病人，得知病人有停经、流血和腹痛史。认真分析后，司徒亮认为这不是“葡萄胎”，而是陈旧性宫外孕。后来剖腹探查证实确如司徒亮的诊断。

这令戴钟英很是惭愧，因为作为教学组长的他事先并没有问过病史，也没有检查过病员，就根据教学组其他成员的话就相信了这个诊断。这次的经历让戴钟英印象尤为深刻，他在当天的日记里这样写道:“以后凡是经过自己手的病人必须仔细讯问病史，亲自检查过病人才能下结论，不能人云亦云。”

司徒亮曾有一句名言:“宫外孕的诊断主要靠病史，体征是千变万化，不足为据的。”就是这么一句简单的话语，使大家茅塞顿开，找到了诊断的关键，从而避免了不少误诊，也救治了不少这类病人。

很多年过去了，戴钟英自己也成为了教授，但这个习惯他一直保持着，他说：“司徒医生对待病人自己问、自己查的这种优良作风我们要一直继承和保留下去。他是我们的榜样。”

除了突出的临床工作能力，司徒亮还有较高的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司徒亮在治疗女性生殖器结核及尿漏修补术等方面造诣颇深。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就率先在上医开设了女性生殖器结核病门诊。

来到重庆以后，他继续女性生殖器结核的研究，经过多年的临床实践和研究，由他指导撰写的《女性生殖器结核》一文，曾在1965年召开的中华医学会第一届全国妇产科学术会议上宣读，之后公开发表在《中华妇产科杂志》上，成为我国有关女性生殖器结核研究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这次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接见与会代表并留下珍贵合影。

会议结束当天，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在家宴请了林巧稚、俞蔼峰、司徒亮等六位著名妇产科专家。当司徒医生介绍自己是广东人，周总理说起在天津南开有位名叫司徒的大夫也是广东人。司徒医生说：“他正是我父亲。”临别时，邓颖超特地拿出一盒广东出产的葵花梗牙签送给司徒医生，说：“这牙签就是你家乡广东开平的特产，你就留个纪念吧。”

调重医工作后，司徒亮目睹子宫脱垂与尿瘘危害重庆农村妇女健康的严重状况，便带领科内医护人员积极开展治疗和研究工作，取得了治愈率高达92%的国内先进水平。1963年，他在《中华妇产科杂志》发表的“膀胱尿道阴道瘘的手术治疗”一文，博得了医学界的好评。

司徒亮十分重视我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他经常深入边远山区农村参加防病治病，帮助建立临时医院，开展对重度子宫脱垂的手术治疗，他所采用的曼氏手术疗效显著，用事实否定了过去有人认为这种手术不能有效治疗重度子宫脱垂的结论。

司徒亮还曾担任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分会常务委员，《中华妇产科杂志》常务编委，主编或参编了全国高等医学院校教材《妇产科学》《妇产科理论与实践》《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妇产科分册》《实用妇产科杂志》等多部著作。

退居二线后，司徒亮依然密切关注附一院妇产科的发展，并开始妇产科疾病中的三大恶性肿瘤之一——卵巢癌的早期诊断研究。他指导医生们做专题理论研究，发表了系列科研论文。1986年，74岁高龄的司徒亮受邀参加全国第一届妇科肿瘤学术会议，并在会上报告了采用Ca125检测方法诊断卵巢癌的成功病例，受到广泛关注。在司徒亮的指导下，重医附一院妇产科的卵巢癌早期诊断技术进一步发展，进一步提高了卵巢肿瘤临床检测和治疗水平。

在司徒亮的女儿司徒琳的印象中，父亲严肃认真、不苟言笑，但为人处世中却充满着睿智与豁达，波澜不惊的外表下涌动着一颗柔软而善良的心。

司徒琳回忆，西迁重庆之前，他们一家人在上海住着两层楼的小洋房，父亲是上医附属妇产科医院的副院长，母亲在宋庆龄创建的中国福利会总会工作，父母待遇都很可观，一家人在上海生活得很宽裕。

然而当司徒亮得知要西迁援建重医时，没有丝毫顾虑和犹豫，尽管此前他已很清楚重庆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抗战期间，他与爱人贺恩慈在重庆工作了两年，深知此去将要面对的困难。司徒琳记得父亲曾提起在歌乐山工作时，他和母亲两个人一个月的工资加在一起只够买一只鞋！加上地域差异，语言不通，常常闹出些笑话来。

有一次司徒亮夫妇在路上遇到几个农民上前来搭话，对方在说了一通话之后不停地说：“开枪噻，开枪噻。”二人不知所措，连连说道：“我们没有枪，没有枪。”后来才知道原来重庆话说的是“开腔”，让他们开口说话的意思。司徒琳说，父亲虽然经历过在重庆工作、生活的艰难，但讲出来的却都是些苦中作乐的风趣事，仿佛那些实实在在存在的困难都是不足为道的小事。

随父母西迁重庆那年，司徒琳刚9岁，她记得一家人告别了亲戚朋友，踏上了远赴重庆的渡轮，经过漫长的八天旅程才终于抵达山城重庆。提起刚到重庆时的生活，司徒琳记忆犹新。“家里一开始连电池灯都没有，去食堂打饭要穿过一片片小坟坡，再越过一道道小田坎，每次去打饭我都心惊胆战……”

但是受父母的影响，司徒琳也从没埋怨过父母放弃上海优越的生活条件，选择重庆这片艰苦的土地。“他们从不去争什么特殊待遇，也从未在我面前抱怨过，只一心扑在工作上，无怨无悔。”司徒琳说，父母豁达从容的生活态度对她影响很深。

到重庆后，司徒亮忙着妇产科的组建和规章制度的建立。他对医生们说：“既来之则安之。医生嘛，走到哪里都是治病救人，也许这边的发挥空间还更大些。因为这里医疗水平不如上海，这里非常需要妇产科医生，我们的岗位就在这里！”

文革期间，司徒亮被停了职。那时候，不仅他附一院副院长和妇产科主任的职务被停，就连医生的处方权和手术资格也被取消了。因为医院的管理权已被造反派夺取，包括司徒亮在内的一批批老专家，都被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打倒，“靠边站”了。造反派把他的手术刀换成了扫帚，让他在妇产科打扫病房和厕所。面对突如其来的命运波折，司徒亮默默地承受着，他打扫病房和厕所同样认真，把清洁做得一丝不苟，让造反派的人在鸡蛋里挑不出骨头来。

文革之后，司徒亮又是医院的领导了，对当初那些攻击他、连篇累牍写他大字报的人和事，他好像都忘了，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他是那样的宽容，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说的便是如他一样的人了。

司徒亮还十分同情穷苦人民。当时在重庆，因为难产而造成的泌尿生殖瘘患者很多。这些患者往往十分瘦弱，严重营养不良，来治病时也是缺钱少粮。司徒亮看了十分同情，常常给他们送点钱，送点粮票。那个年代连自己都不一定吃得饱，却能慷慨帮助他人的人，是有一颗怎样善良的心！可是在“文革”中，有些人竟怀疑司徒亮是别有用心地把钱粮送给了地、富、反、坏分子或是他们的子女，于是就派人去调查。结果证明这些人无一例外地全部都是贫下中农。

经历过动乱年代的磨难，司徒亮对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更加珍惜。年近七旬时，他还积极要求入党。后来因为生病做了气管切开手术，还没痊愈他便蒙着纱布参加党组织生活。很多人被他的赤诚之心所感动，说他只讲奉献，不求回报。司徒亮一生不计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正是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1988年6月，开云网页版登录入口党委授予司徒亮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从1938年到1988年，司徒亮从事医学教育、妇产科临床和医学科学研究整整50年，并在附一院妇产科主任岗位上一直工作了21个年头，直到1979年交棒给当年和他一道来渝创业的毕婵琴教授。半个世纪以来，他为万千女性除病去痛，为上医和重医的妇产科学发展、为祖国的医学事业进步作出了无法磨灭的贡献。

2002年，司徒亮在与病魔顽强搏斗了十四年后，终因年迈体衰、反复肺炎导致呼吸衰竭而辞世，享年91岁。

青山埋忠骨，热血照千秋。如今司徒亮夫妇和许多西迁而来的前辈一样，永远留在了山城，他们的风骨和精神与这片曾让他们热血奔腾的巴渝大地融为了一体。来时满眼荒芜，去时一片繁华。这繁华正是那些像司徒亮教授一样的西迁先驱们用双手奋斗出来的！他们将一颗火热的心留在了重医，奉献给了祖国的医学事业，铸就了崇高而伟大的“西迁精神”！

山河无恙，盛世如愿，吾辈当自强。今天，新时代的重医人沿着“西迁精神”的传承脉络，走出了一条严谨求实、勤奋进取的开拓创新之路；开云网页版登录入口也必将以“西迁精神”的内涵实质为引领，只争朝夕、不负韶华，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让“西迁精神”在新时代放射出更加璀璨的光芒！